1.
一九八八年的立秋，风里已经带了凉意。
如果你去过那一年的老城南，大概会在那棵歪脖子槐树下见过我。我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墨镜，面前铺着一张画着八卦图的破布，手里盘着两枚并不值钱的核桃。
录音机里不知疲倦地放着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那歌声火热，却暖不了我那颗死灰般的心。
我叫陈默，二十四岁。对外，我是个“开了天眼”却瞎了双眼的算命先生；对内，我是个被名牌大学退学、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丧家之犬。
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在这副墨镜后面躲躲藏藏，偷窥着这个世界的荒诞，直到那个叫林小婉的姑娘出现。
展开剩余92%她第一次来，是在下午两点。
那天阳光刺眼，我正透过墨镜的缝隙，盯着街对面理发店旋转的三色灯发呆。一双黑色的布鞋停在了我的卦摊前，鞋尖沾着点泥，却刷得很干净。
“先生，算命。”
声音很轻，像某种怕惊碎了什么东西的小兽。
我熟练地摆弄了一下手里的竹签筒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，压低嗓音，装出一副老神在在的腔调：“问前程，还是问姻缘？”
“问命。”她说，“问我能不能活到这一年的冬天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透过墨镜下缘，我看到了她的样子。
那是那种放在人堆里绝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姑娘。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的纱巾，红得有些扎眼。她的脸很白，是那种不见血色的白，嘴唇有些干裂。
通常这种问生死的，要么是家里遭了难，要么是自己钻了牛角尖。
我叹了口气，开始了我那一套惯用的江湖切口：“姑娘，听你声音中气不足，但命宫有光……”
“我不听这些。”她打断了我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“大团结”（十元人民币），轻轻压在我的八卦图上。
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十块钱。对于一个纺织厂女工来说，这可能是她半个月的伙食费。
“先生，你就给我算算，我要是活到了三十岁，是个什么光景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那张钱上还带着她的体温，热得烫手。
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胡诌：“三十岁啊……那时候可是好年景。那时候咱们国家富强了，你也成家了。你住的是带电梯的楼房，不用自己烧煤球。你家里有个大彩电，彩色的，二十寸的。你爱人是个干部，疼你，下班就回来给你做饭……”
我一边编，一边透过墨镜偷瞄她的反应。
奇怪的是，她听得极其认真。那种认真，不像是听算命，倒像是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。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双手紧紧绞着衣角，仿佛我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砖瓦，正在她眼前盖起那座海市蜃楼。
“还有呢？”她急切地问，“那时候我穿什么衣服？我有孩子吗？”
“有，一儿一女，凑个‘好’字。”我信口开河，“你穿着……穿着那种大红色的呢子大衣，就像电影明星那样，站在大饭店门口切蛋糕。”
她笑了。
那个笑容，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干裂的土地上，突然开出了一朵花。那种满足感，让我这个骗子心里竟然生出一丝莫名的罪恶感。
“谢谢先生。”
那天她坐了整整半个小时，听我把她三十岁的生日宴从头盘却说到了甜点。临走时，她冲我深深鞠了一躬，那条红纱巾在风里飘了一下，像一团火。
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生意。
可没想到，从那天起，她天天来。
每天下午两点，雷打不动。有时候她带钱来，有时候带两个热乎的烤红薯，有时候是一瓶那个年代极珍贵的“健力宝”。
她总是那几个问题：“先生，再说一遍那个带电梯的房子长啥样？”“先生，深圳的大海真的是蓝色的吗？”“先生，我以后真的能坐飞机去北京看升旗吗？”
我就像个蹩脚的编剧，为了这一位唯一的观众，搜肠刮肚地把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来的、对未来的憧憬，全都安在了她的身上。
但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
因为我发现了一些细节。
有一次，她在递给我烤红薯的时候，袖口滑落了一截。我看到她的小臂上，密密麻麻全是针孔，有的地方已经青紫了一大片。
我心里一惊，问她：“姑娘，手怎么了？”
她慌乱地拉下袖子，笑着说：“厂里干活不小心扎的，我是挡车工嘛，难免的。”
还有味道。
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味道。起初我以为是那个年代雪花膏的香味，后来混熟了，她离得近了，我才闻出来，那是一股廉价的郁美净混合着浓烈消毒水的味道。
那种味道，我在校医院里闻到过。
“你们厂卫生所的消毒水味儿挺大啊。”我试探着说。
她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拽了拽那条红纱巾，把脖子捂得更严实了些：“是啊，最近……最近流感多，厂里天天消毒。”
那一刻，我隐约猜到了什么，但又不敢深想。我只是个躲在墨镜后面的懦夫，连自己的人生都烂成了一滩泥，哪有资格去管别人的闲事？
可是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
随着深秋的到来，她的脸色越来越差，来得也越来越晚。有时候说几句话就要喘半天。但只要我一开始描述那个“美好的未来”，她的眼里就会重新燃起光亮。
“先生，你说我在深圳的海边，会捡到什么样的贝壳？”
“白色的，像玉一样，放在耳边能听到海浪声。”
“先生，你说那时候的电话，真的不用线连着吗？”
“真的，像个小盒子，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也能听见声音。”
她听得入迷，常常忘了时间。而我，也在这日复一日的讲述中，仿佛找回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。
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，我不是被退学的陈默，她也不是满身针孔的女工。我们是一对在时光隧道里穿梭的旅人，拥有着无限的可能。
我甚至开始期待每天的下午两点。
我用她给的钱，去买了书，去买了报纸，只为了给那个故事增加更多真实的细节。我骗她说这都是我“算”出来的，她就信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直到冬至那天。
那天雪下得特别大，漫天皆白。街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，连理发店的三色灯都停了。
我裹着那件露着棉絮的军大衣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我以为她今天不会来了。
可就在两点整，那个红色的身影又出现在了风雪里。
她今天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。那条红纱巾上落满了雪，像是一团快要熄灭的火。
她坐下来，喘了很久的气。
“先生，”她的声音很虚弱，比风雪声还轻，“今天是大日子，冬至大如年。你再给我算最后一次吧。”
“怎么是最后一次？”我心里莫名一慌，手里的核桃都忘了转，“你要出远门？”
“嗯，出远门。”她笑了笑，脸色苍白得几乎和雪地融为一体，“我要去个很远的地方。先生，你再给我讲讲，我八十岁的时候，是什么样？”
“八十岁……”我喉咙发紧，突然编不下去了。
看着她那双充满希冀却又黯淡无光的眼睛，我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崩塌了。
我不想再骗她了。
我想告诉她，没有什么带电梯的房子，没有什么不用线的电话，我也根本不会算命，我就是个连学籍都保不住的废物。我想带她去医院，哪怕花光我所有的积蓄，哪怕去工地扛水泥，我也想让她活下去，活在真实的世界里。
我颤抖着抬起手，摘下了一半墨镜，露出了那双完好却充满红血丝的眼睛。
“姑娘，别听了。”我的声音在发抖，“我骗你的。我其实看得见，我也算不准。那些未来……都是假的。”
风雪似乎在这一刻停滞了。
我不敢看她的眼睛，等待着她的愤怒，或者失望。
然而，一只冰凉的手轻轻伸过来，帮我把墨镜推了回去。
“戴上吧，怪冷的。”
她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心碎。
我猛地抬头，却看见她正以此生最温柔的目光看着我，嘴角挂着一丝凄美的笑。
“陈默，”她轻轻叫出了那个我隐藏了半年的名字，“我知道你是装的。”
我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
“你……”
“第一天你躲避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时，我就知道了。”她轻轻咳嗽了两声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信封，放在那个画着八卦的破布上。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“因为我就是喜欢听你胡说八道啊。”她打断了我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滴在那个信封上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在你说的那个未来里，我有命去活。”
2.
她的话像一把钝刀，狠狠地锯过我的心脏。
什么叫“有命去活”？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已经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雪。
“先生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梦。这个信封归你了，算是我预付的……下辈子的卦金。”
说完，她转身走进了漫天风雪里。
那个红色的背影，在苍茫的白色中显得那么单薄，那么决绝，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散。
“小婉！”
我喊了一声，想追上去，却因为腿蹲麻了，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里。等我狼狈地爬起来，再抬头时，街道尽头空空荡荡，只有两行浅浅的脚印，迅速被新落下的雪覆盖。
那抹红色，不见了。
我发疯似地抓起那个信封，信封很厚，沉甸甸的。
我用颤抖的手撕开封口。
里面没有钱。
只有一沓剪报，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。
剪报的最上面一张，是一年前的一份《江城日报》。在报缝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印着一则“退学通告”，上面黑白照片里的人，正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我——陈默。
原来，她早就认出我了。
我展开那封信，字迹清秀，却有些歪歪扭扭，显然是写得很吃力。
“陈默（原谅我知道你的名字，因为我在报纸上见过你写的诗，那时候我就把你当偶像了）：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
别难过，也别觉得在骗我。其实，我是个逃兵。医生说我得了骨癌，晚期，活不过三个月。我没听家里的话去化疗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无底洞，我不想最后走得那么难看，还给家里留一屁股债。
我偷跑了出来，本来是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死。
那天走到槐树下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那个曾经在报纸上写过‘以笔为剑，刺破黑暗’的大才子，竟然戴着墨镜在装瞎子。
我觉得你好笑，又觉得你可怜。我们两个，一个是身体废了，一个是心废了。
我本来只想逗逗你，可当你第一次给我描绘那个‘三十岁’的时候，我突然不想死了。哪怕那是假的，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就觉得那是真的。
这半年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。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你的口才，其实是想买你的心气。
陈默，别躲在墨镜后面了。你有才华，你能看见光，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去活。替我去看看深圳的海，替我去坐坐飞机，替我……好好活下去。
落款：你的头号读者，林小婉。”
信纸从我手中滑落，掉在雪地里，瞬间被浸湿。
我跪在雪地里，发出一声压抑了许久的嘶吼。
原来这半年，我以为我在用谎言施舍她，其实是她在用生命供养我。
她哪里是傻，她是用自己最后的时间，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这个落魄才子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。她假装不知道我是装的，正如我假装不知道她快死了。
我们在1988年的风雪里，演了一出骗过岁月的戏，却谁也没能骗过命运。
“林小婉！你在哪！”
我疯了一样冲向纺织厂。
门卫大爷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：“林小婉？早就不在了！办了病退，听说住在市三院的临终关怀病房。”
市三院。
我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医院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那个装瞎的算命先生，我是陈默，我是那个要去找回自己读者的作者。
冲进病房的时候，里面静得可怕。
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，浓烈得让人窒息。
病床上，她静静地躺着，瘦得脱了相。那条红纱巾挂在床头，像一面垂落的旗帜。
医生正在收拾仪器，看到我闯进来，摇了摇头：“你是家属吗？来晚了，病人刚走。”
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”
我扑到床边，握住她那只已经开始变凉的手。那只手上，全是针孔，青紫交错。
她的眼睛半睁着，似乎还在望着门口的方向。
“小婉，我是陈默，我来了。”
我摘下那副该死的墨镜，狠狠摔在地上。镜片碎裂的声音，在空旷的病房里格外刺耳。
“你醒醒，我还要给你算命呢。我还没告诉你，九十岁的时候咱们干什么呢。”
我哽咽着，泪水大颗大颗地砸在她的手背上。
“九十岁的时候，咱们都老得走不动了。我就推着轮椅，带你去公园晒太阳。那时候啊，咱们国家真的有飞船上天了，咱们就在收音机里听……”
我拼命地讲着，讲那些我也没见过的未来，讲那些她最爱听的“胡说八道”。
可是，她再也不会眨着星星眼问我：“真的吗先生？”
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，发出刺耳的蜂鸣声。
医生过来拉我：“小伙子，节哀吧。她走得很安详，手里一直攥着这个。”
医生递给我一样东西。
那是两枚核桃。
我摆摊时手里盘的那两枚，不值钱的核桃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被她偷偷拿走了。
核桃被摩挲得油光发亮，而在核桃的缝隙里，塞着一张小纸条。
我颤抖着抠出来，上面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
“你看，这世上原本不值钱的东西，被人放在手心里暖久了，也会发光。”
那一刻，我嚎啕大哭。
她说的不是核桃，是我。
3.
我是个被世界遗弃的废品，是她捡起了我，用她最后一点余温，把我暖热了，擦亮了，然后轻轻放回了这个世界。
1988年的冬天特别冷。
雪下了一整夜，盖住了老槐树下的算命摊，盖住了那条红纱巾走过的路，也盖住了所有的谎言与秘密。
后来，我真的去了深圳。
我看见了海，真的是蓝色的，浪花拍在礁石上，声音像极了她那天在雪地里的呼吸。
我也坐了飞机，在万米高空看云海，觉得离她特别近。
再后来，我重新拿起了笔。
我不再写那些愤世嫉俗的诗，我开始写故事。写市井，写人心，写那些在绝望中依然努力发出微光的人。我的笔名，叫“听风”。
因为她说，她喜欢听我胡说八道，就像听风一样自由。
三十年后。
我已经老了，头发花白。
我住在一个带电梯的楼房里，家里有个很大的液晶电视。虽然没有儿孙满堂，但我过得很安宁。
每年的冬至，我都会去老城南的那棵槐树下站一会儿。
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繁华的步行街，那棵歪脖子槐树也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喷泉广场。
但我总觉得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。
那是郁美净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，不好闻，却让我心安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已经盘得玉化的核桃，轻轻转动。
“小婉啊，”我对着虚空，轻声说道，“现在的电话真的不用线了，大家都拿着个小方块，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对方。”
“现在的冬天也不冷了，屋里都有暖气。”
“还有啊，我现在不装瞎了。我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，虽然它还是有很多不如意，但我觉得，值得活一遭。”
风吹过广场的喷泉，卷起几片落叶。
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工装、围着红纱巾的姑娘，正站在风雪里，歪着头冲我笑：
“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但我就是喜欢听你胡说八道。”
我笑了，眼角有些湿润。
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，有些谎言，说着说着就成了真；有些人，走着走着就刻进了骨头里。
这世上最动听的话，从来不是预言，而是那句——
“我有命去活。”
哪怕只有一天，也要在爱与希望里炒股入门与技巧，活得热气腾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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